红土地上的深情凝望者
                □云南省作协主席 黄 尧
    云南当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进步是一脉所系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云南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巩固边疆、建设边防与各族人民鱼水相依，结下历史情谊，大批军旅作家进入云南这块美丽、神奇、丰富的土地后，以“文学”开掘和发现了她。这一时期，云南文学在全国捷足猛进，形成了弥久的影响，军旅作家的文学活动，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最早奠基的碑石。
    上世纪５０年代，云南文学所具有的影响力是恒久的，对今后发展繁荣云南社会主义文学具有深刻的效用和启迪。
    １９７８年，云南省文联恢复工作后，云南省作协也随之重建与复苏，致力于重建文学创作队伍，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经过２０余年不间断的努力，直至上世纪末，云南已经拥有１４００余人，其中包括４２０余名少数民族作家在内的作家队伍，含全省２５个少数民族，均有文学作者和作家。自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获奖作品在全国获奖数目和获奖人数中均居于前列，先后有９６次荣获此奖，从而确定了云南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这是云南省作家协会５０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最显著的历史功绩。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一系列英明政策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云南文学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云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扶持文学创作，１９９９年，支持云南省作协实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实施了“作家聘任制”。事实证明：这一措施，适合云南相对贫弱的文化基础，对处于创作发轫期又急需改善创作条件的作家有重要的激励作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云南小说、诗歌创作一举改变了多年沉寂的局面，在创作发表总量和影响力上居历史最好时期。２００３年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实行了“重点作品扶持”等计划，奖励和鼓励作家“三贴近”，对深入生活进行了政策性的扶持，云南文学由此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
    云南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了一批有着良好创作态势，在相互激励中共同进步的作家群体——昆明、昭通、曲靖等地区作家群、彝族、白族、景颇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作家群、儿童文学“太阳鸟”作家群和边防武警作家群。作家的群体涌现和成长，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突出的文学现象，新世纪的作家群更注重个体的突破和个性的驰扬。昭通作家群是在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逐步成长壮大的。以夏天敏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体，注重生活的提炼，擅长表现农村题材，有较高的现实敏锐度。作家间相互激励，形成了良好的创作氛围，他们的创作成绩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太阳鸟”作家群是一个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延续至今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体，沈石溪、吴然等作家团结一大批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保持各自不同的题材领域和创作风格，形成了云南儿童文学“滇军”的品牌效应和持久影响。云南边防武警作家群，是继承云南军旅文学传统的一支新军，他们身处边防一线，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表现缉毒缉枪等特殊战线的生活时，这个群体以广阔的视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丰富别样的现场生活为创作出发点，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得到了普遍的好评。
    云南省作协自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为作家群体的成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其基本做法是“积极扶持、外联内扶、开阔眼界、狠抓创作”，云南省作协先后为各个群体召开多次创作研讨会，将其中成绩显著者选送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和全国重点院校培训、学习，使作家打开眼界，扩大交流，增加阅历和提高专业素养。对创作实绩突出者，及时给予鼓励表彰。云南省作协坚持不懈扶持作家成长进步，使云南作家创作队伍在新世纪保持了平稳、团结、进取的良好状态。云南已经初步建成了一支有一定创作潜力，包括“老、中、青”，“各民族”在内的梯次完整的作家队伍。为云南文学的持续进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作家协会已经走过了５０个年头，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云南省文联的领导下，云南省作家协会将与时俱进，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大力繁荣云南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为实现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下云南诗人创作掠影
                   □冉隆中
   

    近年来，云南的诗歌创作在表面的平静中有了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是在纵深的向度上的发展，它少有了往昔的热烈和喧闹，也少有了诗歌以外的人群的关注目光，但是，云南诗人却以自己的沉浸和自信，用诗，书写着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与理解。在近年的云南诗歌写作者中，主要有两类诗人值得关注：卓有成就者和较快成长者。前者如于坚以及哥布、鲁若迪基、雷平阳等，后者如樊忠蔚以及聂勒等。
    于坚最近开始在云南省内和国内的一系列诗歌和文学评奖中频频获奖。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于坚诗歌有了某种“进步”，或者他的“民间立场”有所改变，而可以理解为，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包容度在变大，对诗歌的理解力和美学标准也在不断调适，于坚的诗得到了更为广大的空间的接纳。于坚从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到诗歌内容的特殊表达，创造了目下独一无二的“于坚体”。于坚也成为了在当下中国文坛，能够代表云南发出声音的最重要的一人。
    雷平阳诗的风格很特别，自成一家。有人认为，他在诗歌话语权的争论中，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并且走得很远。从早期的《亲人》《父亲的老虎》到《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再到《秋风辞》，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在他精炼的语言与叙事技巧背后，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对云南故土的赤子之心，而且爱得那么真实，那么狭隘与偏执。在他眼里，诗歌总是充满着坚硬的东西，如同生活一般，真正的诗意是隐藏的深刻，而那些流于表面的风花雪月的溢美之辞对诗歌来说则意味着一次死亡。雷平阳的诗歌创作受到的关注，在云南，是继于坚之后的第二人。
    以鲁若迪基为代表的小凉山诗歌现象，是近年来云南诗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一个还处于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县，在较短的时间里，涌现出３０多人的诗歌队伍，而且，他们以“苦荞”一样清新苦涩的气息，描写乡土，抒发感情，让人耳目一新。作为其中的代表者，鲁若迪基将他诗歌创作的文化根系深扎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在他笔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母亲”的形象。他诗歌里的母亲，既是具象意义的，给自己肉体生命的普通妇女，又是意象意义的，给自己“文化生命”的母族、以及原始苍茫的凉山。鲁若迪基对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既便于确立自己的写作姿态，又可以获取无尽的创作资源。鲁若迪基诗歌的出发点就从这里开始。小凉山是隐现在鲁若迪基诗歌深处的文化母亲，正是这块世代生活着自己民族的原始苍茫之地赋予了他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让他在当下漂泊的文化河流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根。
    哥布是当今能用本民族母语和汉语进行双语写作的不多的诗人之一。他用双语对照出版的诗集，为我们切入他的诗歌精神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便利。他的双语诗歌文本，既有为本民族书写，让本民族读者阅读，在母语写作中能找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的多重意思，又有与外族交流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作为汉族的阅读者，我们无法猜测他在母语写作中有哪些是属于“更合适”的表达，仅就我们阅读的汉语文本，我们已经知道，哥布用诗歌建构起来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是多么让人神往和迷醉。
    诗人于坚说，“聂勒表达的是基本的世界、普遍的世界，水、盐巴这些东西，并用与之相称的朴素的方式”。“他是一个不知道的诗人，他似乎不知道诗歌界的存在，不知道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诗歌历史，他是自由的诗人，用最古老的方式写诗……他的诗歌最大优点就是从最古老的道路进入诗歌”。聂勒进入诗歌的方式，就是这样简单。他把他记忆中的佤山升华为心灵的诗歌意象，他的《心灵的牧歌》中，多数篇什就是写自己这些怀乡情绪的。故乡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也是每个诗人终生随行的影子。不管你是身体流浪还是精神放逐，它都是你文化还乡的注定归属。对于常年生活在昆明的聂勒来说，阿佤山是历史的和现实的，更是带着理想色彩和梦幻情调的。他诗歌中的阿佤山，是他最理想的精神泊地和充满真善美的乐园。
                  　　　　
            云南新农村文学基地建设回溯和前瞻
                     □冉隆中
                  　　

    传说，在云南的热带雨林中，一柄手杖插进泥土，也能生根、发芽、成林。云南文学的生长方向也大抵如此，只要写作者紧贴大地，文学的果实就会特别壮硕。上世纪５０年代，刘澍德、李乔、普飞……无数云南作家写农村题材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云南文坛前辈的经验在今天正被有效地复制和与时俱进地推广着。
    今年初春，当“新农村”还在文件和概念中传播时，云南作家协会就考虑要让有条件的本土作家异地深入生活，要为正当盛年的老作家创造到新农村去体验生活的条件。在步骤上，安排小说和报告文学家先到新农村一线，影视剧作家再随后跟进，理论评论工作也要深度介入……而玉溪、昆明两地则闻风而动，对本地新农村文学基地建设做出了具体安排。在玉溪，经济相对发达的红塔区和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的峨山彝族自治县成了新农村文学基地的首选；昆明的石林、禄劝两县，则已经吸引了几个批次的作家前往“找点”、“探营”。
    对于由各级党委、政府和作家协会联手打造平台，吸引作家去贴近大地的写作方式，很多作家表现出强烈兴趣。他们认为，这不同于骑马观花的游走，现在这种建在乡镇的“点”状的文学基地，成为了作家深入生活时每天的出发点和宿营地，以点连线，以线连片，新农村的真实图景，就可以尽收眼底，触发新的创作灵感。彝族老作家张昆华则对峨山县新农村文学基地非常向往，已经亲自前往选点，寻找适合自己写作的乡镇；诗人于坚也表示，愿意到这种对陌生生活场景的“浸入”中去发现和寻找新的写作资源和创造灵感。
    ４月初，云南大地已经进入火热的夏天，刚完成换届的云南省作协新任主席黄尧就率２０多人的作家队伍，行走在玉溪广袤的大地，启动了云南作家走向田野，走进新农村的序幕。于坚、夏天敏、欧之德、杨红昆、李霁宇、张庆国、冉隆中、张昆华、张永权、吴然……当下云南文坛活跃的作家几乎悉数到场。在行走中，女作家湘女、异地找“点”的本土作家杨家荣、陈川等人已经在通海、峨山县的乡镇，找到了他们将深入新农村的村镇。他们正从不定期的“住点”向长时期的“安营扎寨”过渡。一系列的创作选题也进入到实施阶段。
   “田想水想得心焦，水想田想得心跳”。云南农村这个流行的谚语，或者能反映出作家和农民彼此对对方的急切期待。
    当地党委和政府也同样怀着急切的期待，对即将到来的作家寄予厚望。以峨山县为例：该县以县委和县政府联合行文的方式，对到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点上深入生活的作家开出的条件是：所有乡镇，谁看中就安排谁；镇长助理的职务，可以是“不管部长”，可以参与所有的决策，介入所有与创作相关的“现场”。峨山将为到点作家提供食宿行的全部条件，并拿出先期启动经费５０万元，与作家签定“六个一”，即：（一）创作４部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二）在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改编１－２部反映新农村建设的电影或者长篇电视剧剧本。（三）摄制１－３集反映作家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电视纪录片。（四）创作１部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散文。（五）创作１部有影响的反映新农村建设的报告文学。（六）总结出一部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建设的理论作品。
    红塔区、石林县……相类似的清单也已列出，而跃跃欲试的作家已经开始了准备。
    可以期待，新一轮写“三农”的文学作品，将在云南今后一段时期大量涌现，人们有理由期待，其中会产生出受到当下时代欢迎的农村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
                  　　
          正在崛起的云南作家群落
             □冉隆中
                  　　

    “作家群”的不断出现，成为近年来云南文学创作最显著的特点。云南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个作家群的出现，就是在原来的不同地域不同作家群落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变化，进而出现了群体性崛起，带动了云南文学整体性的进步。所出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创作群体，比如：昭通作家群、昆明作家群、边防部队作家群、多个少数民族创作群体等，都颇具代表性。
    昭通作家群，被称作是贴近大地的写作者群体。始终保持着当代性和现实性，保持着对现实社会“痛感”的传达和书写，成为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这个文学创作群体早已形成，被正式而隆重的“命名”，则始于２００２年由云南省作家协会和云南人民出版社、昭通当地的市委和政府共同召开的“昭通文学现象研讨会”——昭通作家群的称谓由此被正式确立。２００４年底，由云南省委、省政府和丹增同志出面，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著名作家一行七人，再赴昭通，研讨昭通作家群现象，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会议、表彰活动，使昭通作家群的影响走出了乌蒙大山，走出了云南，在全国扩散开去。２００５年，昭通文学的领军人物夏天敏以其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鲁迅文学奖，成为云南第一个获此殊荣者，昭通作家群的影响力更是深入人心。现在，昭通作家群“以曾令云、蒋仲文、邹长铭、夏天敏、雷平阳、樊忠慰、潘灵、刘广雄、宋家宏、黄玲、李骞、吕翼、胡性能、张仲全等为代表”（见黄尧〈在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昭通作家群在云南文学中的地位，可以从下面一个统计数据中看出：早在１９９９年底，在云南省作家协会首期聘任的２３位签约作家中，就有８位是昭通本土或昭通籍的作家，他们是潘灵、雷平阳、胡性能、黄玲、夏天敏、樊忠慰、刘广雄、李骞；另据统计，２００１年云南作家在全国大型期刊发表的作品总量中，昭通作家占了７３％。夏天敏作为昭通文学的代表人物，在荣获鲁迅文学奖之后，又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全国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发表中篇小说《黑村》《地热村》《只有一个好人的村庄》《北方、北方》《好大一棵树》等作品，显示了这个创作群体继续保持着很好的发展势头。
    昆明，作为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文学上也一直居于中心和领头的位置。两个数据可以表明这一点：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为止，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共有会员１４１名，其中在昆明以外的市、州共有２６名，其余１１５名全部集中在昆明。而云南省作家协会的１４００多名会员中，大多数也都集中在昆明。昆明作家群的产生，与昆明市作家协会、昆明文学院、昆明文学研究所、《滇池》杂志的多年苦心经营，有直接的关系。有组织，有机构，有阵地，昆明作家群也就有了土壤，有了纽带，有了凝聚和向心的所在。昆明作家群到目前为止，形成了小说以彭荆风、黄尧、汤世杰、范稳、李霁宇、黎泉、张庆国为代表、民族文学创作以存文学为代表、影视文学创作以何群为代表、诗歌以雷平阳为代表、散文以胡廷武、黄晓萍为代表、文学评论以蔡毅、冉隆中、宋家宏为代表，儿童文学创作以吴然、陈约红（湘女）、汤萍为代表的大致格局。
    近年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主要集中在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方面。如彝族、哈尼族，就形成了以张昆华、李骞、存文学、哥布为代表的作家群。而第二、三代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出现，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学队伍呈现出后浪推前浪的喜人态势。
    公安边防武警作家群，是云南军旅文学现象在今天的延续。从１９８０年开始，云南边防武警总队（今公安边防武警总队）聚集了一大批热爱文学，勤于笔耕的部队写作者。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在云南千里边防线上，他们担负着缉毒、缉枪、缉私、反偷渡等重要而特殊的任务），他们选材的视角通常比较独特，既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军旅创作有明显的不同，也与同时期的军旅作家创作很容易就有所区别。他们在题材上的独占性，对特殊题材的深入开掘，使他们的创作很快就取得了较大成功。他们的群体性的快速成长，为云南军旅文学增添了新军，带来了活力，赢得了声誉，也引起了云南文坛甚至中国文坛的普遍关注。在公安边防武警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和国才、何发昌、杨佳富、罗汉以及刘广雄等人。